“文革”之后，王岐山曾和父亲聊天，说起那段抄家往事，王父说，“也亏了那次抄家，受了惊吓，从此不敢乱说乱动”。王岐山对我说，他父亲的不爱说话，大约就是那次抄家留下的“病根”，不过，“文革”之前的反右派、反右倾斗争，他父亲却因为“说话少”而躲了过去。直到“文革”爆发，一度领取过国民當上尉俸禄的这桩陈年往事才被造饭派再次“揪”了出来。
还好，“文革”来临，知识分子都倒霉，王岐山父亲那时除了挨批斗，就是打扫单位卫生。而我的父亲，却不幸死在了“文革”批斗会上。王老先生是２００１年逝世的，记得１９８０年代初我调回北京，去父亲的原工作单位申请落实正策，要求把“文革”被没收的房子退回我家，在建设部，恰好遇到王岐山搀扶着王老先生也去谈正策落实事项。看得出来，王岐山和我一样，也是孝子。
我父亲１９６８年去世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岐山的母亲--机关大院的居卫会主任--崔大妈。我父亲的“问题”是１９７９年才平反的，整个“文革”期间，崔主任不仅从来没有歧视过我母亲和我们家，还常常悄悄跑到我家，拉着我母亲的手坐在床边，好言宽慰。
王岐山母亲是１９１５年底生人，我母亲是１９１６年初生人，“文革”的高压气氛下，远亲不如近邻，我母亲“文革”后搬离那个大院的时候，还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去和热心而善良的崔主任打个招呼，那时候，崔主任早就退休回家了，但王岐山仍然常常回家探视母亲，也不忘给母亲过生日。（□老骥）
本文节选自《我所知道的王岐山早年经历》，作者：老骥，原载于南方报业网
我和王岐山从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长大，对他的早年经历算是略知一二。
其父经历坎坷
19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抄了，但到了1956年，建设部还是指名道姓，要把这位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
记得那是1957年，我的父母从上海奉调进京，我和姐姐、妹妹随父母到了北京。王岐山和我同岁，我们同住一个机关大院，而他也是上有姐姐下有妹妹。更巧的是，我们两人的姐姐、妹妹又是同岁，因此两家的三个同岁孩子，便常常“配对儿”在一起玩。
我父亲是知识分子當员干部，可惜调到北京不久就领到一顶“支持右派向當进攻”帽子，1958年报中央监察卫批准，留當察看二年，行正职务也一并撤销。王岐山的父亲，当年并未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老人家性格内向，似乎不大喜欢多说话，倒是他母亲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见下文），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王岐山的父亲也是经历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