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的一处居民院落正在修缮房屋，院门口堆了一堆砂子和一堆白石灰，几个赤膊少年正在沙堆上练摔跤。
“就是这几个。”汪若海喊。
我们立即在路灯柱下停车下来，那几个少年眼尖，发现我们撒腿就跑，见胡同就往里钻。
……那孩子贴着墙根瘫倒在地。我不声不响用手中的砖头在他身上一通乱砸，知道大家都散开跑走，仍没歇手，最后把那块粘上血腥的砖头垂直拍在他的后脑勺上，才跑开……
“别人都撤了你还在那儿打，手够黑的。”
我骄傲地挺着胸脯微笑着，一边吹嘘一边偷眼去瞧笑眯眯望着我的于北蓓。
像文章第一部分描述红卫兵打砸王府井一样，在那年代，“打砸”就是一种正确的意识形态，是被最高领导人欣赏并煽动支持的“参与社会革.命”的正当方式。这些少年暴徒于是断然认为这就是“革.命行为”――当然我们还可以用红卫兵打砸是有“信仰”支撑而少年们纯粹是打架报复来做一次差别化的历史分析。 事隔40年，我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在《动物凶猛》械斗――中国六七十年代革.命――欧美左翼青年运动之间建立历史联系，并做有效的分析毫无把握。尤其是当历史的结论还在移动、删改和自我修补，为了某种露骨的社会功利目的的时候。处在这个没有历史定论年代的敏感节点上的所有研究者，只能把某种良知作为基本出发点。他无法反抗大历史的倒行逆施或红尘滚滚。一滴记忆中的眼泪能否反抗失去理性的时代洪流？在我来说，历史的真实性其实就是细节，小说的价值也在细节。“把那块粘上血腥的砖头垂直拍在他的后脑勺上，才跑开”，是我忘不掉的历史一幕。对我这个缺乏严谨的历史哲学训练、于“左右”站边毫无兴趣、对细节尚有一点敏锐感性体悟的文学史研究者来说，北京的一幕确实令人难忘。
作者王朔想为处在革.命风暴中无知少年的暴力行为找一个历史逻辑，他又发现徒劳无功：“我们搂抱着坐在黑暗中说话、抽烟。大家聊起近日在全城各处发生的斗殴，谁又被叉了，谁被剁了，谁不仗义，而谁又在斗殴中威风八面，奋勇无敌。这些话题是我们永远感兴趣的，那些称霸一方的豪强好汉则是我们私下敬慕和畏服的，如同人们现在崇拜那行流行歌星。我们全体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剁了声名最显赫的强人取而代之。”尽管喜欢在小说里写昏话鬼话，胡言乱语，我感觉王朔不是没有判断能力的小说家，否则他不会强调这“是在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中同时又无技术上的表达障碍写的关乎我个人的真实情感的小说。”学者王一川也努力让人相信“红卫兵直接充当了打倒走资派、武斗、打砸抢、上山下乡等运动的主力军，是革.命的亲历者：而红小兵由于年龄的限制，在当时更多地只能充当旁观者、想象式造饭者等角色”，而“红小兵与现成拳威的想象式反叛和缅怀”，则“构成‘王朔主义’的一个重要内涵”。这是他在当代文学中创意性地发明了“顽主”人物形象包括创作了《动物凶猛》这篇小说的主要灵感。二王希望从后叙述的角度重建小说的认知轨道。但我总怀疑这篇小说，包括王朔的大部分“顽主”小说的主要构思和灵感，可能多半来自流行于80年代的美国小说家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极大启发和影响。我甚至觉得这部西方叛逆小说给了徐星、刘索拉、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和王朔等新锐小说家某种“小说的写法”。著名美国文学研究专家施咸荣翻译的1983年版的（漓江出版社，第一版即印了46000册，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麦田里的守望者》，也写到“美国顽主’霍尔顿与人“打架”和“闲逛”的场面： 5/9 首页 上一页 3 4 5 6 7 8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