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帝从“满籍军人”那里夺来的、并封之为贵妃的这个女子就是董鄂氏，而这位“满籍军人”，有专家考证是顺治帝的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也就是说，董鄂氏一开始是顺治帝的弟媳妇。由于清初有命妇轮番入宫侍奉后妃的制度，董鄂氏有机会常常出入后宫。婚姻不幸的顺治帝很快与这位弟媳妇擦出了火花，双双坠入情网。接下来，就发生了顺治帝为董鄂氏出气打襄亲王耳光的事。不久，襄亲王忧愤而死（疑为自杀）。襄亲王死后两个月，顺治帝便正式封董鄂氏为贤妃。
顺治帝夺弟媳为妃，今人看来有悖道德，但是入关之初的满人还保留着不少游牧民族的旧俗，兄纳弟媳在他们看来算不得一件多大的事。而顺治帝多年在家庭中郁郁寡欢，终于得一意中人在身边，可说是喜不自胜。
顺治帝还特地为册立皇贵妃一事大赦天下，除十恶不赦死罪及贪人污吏外，俱减一等（《清实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不久，董鄂妃为顺治帝生下一位皇子，虽然是第四个儿子，顺治帝却为此再次大赦天下，并且在诏书中称他为“第一子”。
董鄂妃死后，顺治帝曾亲自撰写洋洋洒洒几千言的《端敬皇后行状》。在顺治帝对董鄂妃的描述中，他说得更多的是她的善解人意、贤达善良。对顺治帝的衣食住行、生活小事，她无不留心、嘘寒问暖，还和顺治帝讨论佛法经义、适度地规劝顺治帝在处理朝正时不要急躁；对孝庄太后和第二位被“晾”在一边的孝惠章皇后，她都曾经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衣不解带、几天几夜地侍奉；对比她地位低的嫔妃甚至奴仆，她也从不曾疾言厉色，而是处处为他们着想……
可以想象，对朝正充满烦恼、家庭充满苦闷的顺治帝来说，董鄂妃不仅仅是个红颜知己、可意人儿，更类似于精神支柱。然而红颜天妒，不但董鄂妃所生的儿子不满百日就夭折了，两年后，董鄂妃也在22岁的妙龄香消玉殒，给顺治帝留下了无穷的哀思。而朝廷传出顺治帝驾崩的时间离董鄂妃去世仅四个多月，不由得使人相信，顺治皇帝因为爱妃的去世而万念俱灰、遁入空门。
出家迷雾
然而，有出家的动机，不等于有出家的事实。顺治是否真的出家，还得用史实说话。
关于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的问题。这首诗虽然是暗写顺治帝与董鄂妃之间生离死别的，但其中的一些句子所指尚不明确，不能成为顺治出家五台山的证据。更何况，吴诗“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一句反而是顺治未曾出家的一个佐证。房星，就是二十八宿中的房宿，“亦曰天驷，为天马，主车驾”，“房星未动”，应该是指天子的车驾还没有出发，而这两句的大概意思就是，顺治帝还来不及离宫出家，就死去了。
关于康熙帝五台山寻父及御用之物的问题。康熙皇帝第一次巡幸五台山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也就是宫中传出他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十二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康熙皇帝巡幸五台山并不是为了去寻找父亲的，否则何不早去，而要等到二十二年之后呢？至于五台山上的御用器物，很可能是康熙帝为了生活方便而从皇宫带去的。
而关于翁同龢日记里记载的那首题板诗，其口气的确酷肖顺治帝，似出自顺治本人的手笔。但该诗为何在顺治皇帝已去世二百多年的清末才被发现，这一点大有疑问。
董鄂妃去世后，顺治帝痛不欲生，本来是决意要披缁山林的。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月，也就是董鄂妃去世一个多月后，顺治帝在西苑万善殿让茆溪森禅师为他举行了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兹事体大，孝庄太后急忙派人将茆溪森的师傅玉林通琇召到京城，请求他规劝顺治帝不要出家。玉林通琇能言善辩，却劝不动顺治帝。据说，最终玉林通琇想出一招杀手锏，命人取来干柴，要当众烧死自己的弟子茆溪森，顺治帝不忍，才不得不放弃出家的念头，蓄发还俗，也就是说，出家未遂。如前所述，顺治帝最终没能完成出家为僧的愿望，正史中关于他宾天的记载是可信的。至于他的死因，根据一些比较可靠的私人记载，很可能是死于天花。
顺治帝病危时，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奉命起草《遗诏》。王熙在《自撰年谱》中记述了被传旨召入养心殿、聆听完顺治帝旨意后起草诏书、三次进呈三蒙钦定的全过程。其中提到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子夜，顺治帝召王熙至养心殿，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王熙“五内崩摧，泪不能止，奏对不成语”，强忍住悲痛草拟了一份《遗诏》，三次进览，三蒙钦定，至初七日傍晚才最终定稿。当夜，顺治帝就宾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