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在巴黎求学
冼星海1929年到巴黎，按他自己的话说：“我在广州岭南大学教音乐的时候，感到国内学音乐的环境不方便，很想到法国去。同时，我奢想把我的音乐技巧学得更好，成为‘国际的’音乐家……于是我下了很大的决心，不顾自己的贫困，在1929年离开祖国到巴黎去。”
冼星海初到巴黎，为生活所迫，先在餐馆里做跑堂，常常因为打工而妨碍学习。冼星海在失业与饥饿中，求助无门，工友们还常常欺负他，故意在冼星海要去上课的时候给他找事做。冼星海曾作过各种各样的工作，餐馆跑堂，理发店的杂役，做过西崽，做过看守电话的佣人……冼星海在繁重琐屑的工作中，只能忙里抽闲“学习提琴，看看谱，练习写曲”。
法国著名小提琴家保罗·奥波多费尔收他为私人学生，知道他贫困，不收他的学费。法国著名作曲家诺耶·卡隆教他作曲，知道他贫困，也不收他学费。冼星海先注册了法国思格兰·卡多梦姆圣乐学校，跟随法国著名音乐教育家、作曲家但第学习作曲课程。冼星海就是这样，在巴黎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期间居无定所，食无常饱，还经常失业。他说：“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支持不住，在街上瘫软下来了。我那时想大概快要死了。”冼星海幸而总碰到些救助的人，大街上路过的一些好心人施舍给冼星海一点儿食物，有人知道他会拉琴，偶尔也请他在什么宴会里去拉琴伴宴，给他一些费用。冼星海就是这样过朝挨夕，谈不上什么安定。有过好几次，饿得快死，没办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大餐馆中去拉奏讨钱。他说：“忍着羞辱拉了一整天得不到多少钱，回到寓所不觉痛哭起来。把钱扔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门外的房东在敲门要房金，如不把讨到的钱给他，又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险。”冼星海还说：“有一次讨钱的时候，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把我的碟子摔碎，掌我的脸颊说我丢中国人的丑！我当时不能反抗，含着泪，悲愤得说不出话来……”
冼星海在巴黎的时候，与留学生很少交往，留学生们大多嫌他贫穷，有时候冼星海并不是为借钱去找他们，他们也都不理。因为一些人很有钱，有人还领了一笔很大的津贴，但却不借给他分文。
冼星海在巴黎困苦度日，他却也有自我排解愁绪的方法。冼星海喜欢法国国庆节和贞德节的大游行，如今它们还是法国人方和民间最大的节日。冼星海说他走在香榭丽舍大街，眼望法国三色国旗，耳听飞机、坦克、步兵的轰轰响声，总会“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和三年来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无助、孤单、悲痛、哀忿、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
冼星海在巴黎心尝侮辱，倍受歧视，却也曾有过短暂温馨的欢愉时光。据说一位法国女青年作曲家，在冼星海报考巴黎音乐学院时，给他弹伴奏，帮他补习法语，还亲自演奏冼星海的作品。闲暇的时间，冼星海还到巴黎近郊参加华工们举办的晚会，为工友们演奏提琴。
《风》正是冼星海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所做的乐曲，那时他住在一间七层楼的窄房子里，房子的门窗都破了。那年冬天的夜里又刮着大风，冼星海还没有棉被，睡也睡不成，只得点灯写作。哪知风猛烈地吹进来，煤油灯一次次被吹灭。他伤心极了，打着战，听着寒风打着墙壁，穿过门窗，猛烈嘶吼，心也猛烈撼动。一切人生的、祖国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汹涌起来。冼星海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于是借风述怀，写成了《风》这部作品。
冼星海凭着顽强执着的精神终于迎来了天赐的机缘。法国著名印象派作曲家保罗·杜卡教授愿意收他为徒，不收他学费，而且还给予冼星海各种物质上的援助，送他衣服，送他钱，送他乐谱……并且答应冼星海可以报考巴黎音乐学院的高级作曲班。
冼星海考试的那天，音乐学院的门警不让他进门，看到他穿得衣衫褴褛，又是个中国人。冼星海对门警说，他是来报考高级作曲班的。门警不相信，因为中国人考初级班的都很少，而且来的多是衣冠楚楚的人。他正在为难，恰巧保罗·杜卡先生从外面进来，攀着他的肩一同进去了。
冼星海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他是该院有史以来第一个考入高级作曲班的中国人。学院准备给他物质奖励，导师们问他要什么，冼星海略加沉吟只说：“我要饭票。”冼星海这句朴实的语言，是迄今为止中国音乐界对他留学法国最为耳熟能详的一句“名人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