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辍学在家，家里所有家务，担粪肥、挖炕地、平水田、宰猪草，煮饭……家里人多，每顿饭像煮猜食，满满一锅，柴火旺时，沸腾的汤水蹦跳溅落，洒落在灶沿上。二姐从灶前忙到灶后，柴火熄了，她趴在灶孔处吹那柴火，满脸锅灰。我和的大弟在院子追逐着蜻蜓，小弟趴在桌上酣眠。偶尔饭菜烧胡了或者夹生了，父亲卖肉回来，横着一张脸，抓起一根竹条打二姐，直到二姐又哭又跳，尖叫着往湾里逃跑，竹条从中间断成两截儿。
父亲开始躺在病床上，再不能挣扎起来。父亲的腰间殷红奇痒的蛇泡疮折腾着他。多数时候，他分不清白天与黑夜。父亲年轻时臂膀有碗口那么粗大，数九寒冬，他在烫灶边刮洗猪毛，他的头发总像刚揭开的饭锅，腾腾地冒着热气，二姐拿着镰刀，悄悄靠近肥猪，想要撬岀猪的听小骨，猪的听小骨我们这地方叫他“猪八戒”。据说猪八戒很神奇，你许下愿意它可以帮你实现。二姐想要一条丝巾，一件裙子，她得先撬来猪八戒。父亲看见她，粗大的臂膀一挥，二姐摇晃着，退了好几步才稳住。“滚……”父亲声如洪钟地骂退二姐，唤岀小弟，“二娃子，快来撬猪八戒。”父亲的骂声里混着噗哧噗哧的刮毛声。现在看见病床上衰弱的父亲，已无法与那烫灶前的屠夫勾联起来。
父亲的病床前搁着一条宽凳，先前，那长长的宽凳是用于杀猪的；后来，宽凳上常摞着父亲的大衣、裤子，它的用途类似于城里人的衣帽架。我们兄弟仨才有资格坐那宽凳，我们三个坐在上面，夏天等父亲分他猪皮围裙兜里的水果糖，冬天分暖和的尼龙袜子。二姐是不许坐的，在父亲眼里，二姐没资格坐在这条利益的凳子上。偶尔，二姐可以趴在宽凳上做作业，给两个小弟做作业，直到两个小弟毕业。
那时的村小，老师常常留堂（没完成作业的放学不准走，留在学校完成作业）。那天，天黑了，没月亮，两个小弟留堂太久，回家掉进稻田。父亲大了村小学，高大威猛的父亲走进办公室，“叭”的一声将屠刀拍在办公桌上：“谁敢留我儿子的堂，我看谁敢？”
老师不敢做声，从作业堆里捡岀两本作业本，翻开递给父亲。父亲不识字，但他会数红叉，鲜红的叉叉压下了父亲手中的屠刀。
那天回家，父亲第一次让二妹坐到宽凳前，“二妹，每天煮好夜饭，把这两本作业给完成了，必须红勾多！”
二姐做做两个弟弟的作业，做到月偏西，但她高兴，她边做边轻轻读岀声：一去二三里，烟春四五家……仿佛她坐在教室一般。
二姐嫁了教师。二姐做了半边锅儿。结婚前，父亲经常给二姐夫提些卖剩的骨头，边油……后来，知道二姐夫每月只领二十几元钱，不如他一屠妇，父亲就骂二姐夫：教书教书，不如老子杀猪。
人在生命的最后，可能会烦躁甚至绝望，或者总想抓住一点什么。
父亲生病之初，我上班，两个小弟在深圳，姐姐照顾刚岀生的小孙子，只有二姐回来照看他。父亲虽是九十多岁，从手脚不灵活开始，人就特别重，像一尊石头。二姐扶着他走，说是扶，实则是抱着他或着扛着他，他才勉强挪着一小步。
父亲的右腿不能行走，静脉开始硬化，腿肿胀着，一按一小坑儿，有时还莫名其妙地溃岀一个伤口，擦红霉素，喷云南白药无济于事。父亲整日整日坐着，像尊石像，也像火药桶，他苦着一张脸，稍不如意，他用他仅能动的右手抓起凳子或者离他近的红苹果，用尽全朝你钉来。
那天，二姐可怜父亲，说带父亲去小区公园走一转，吸吸新鲜空气，父亲也是欣然前去的。二姐窝在父亲的腋下，扛着父亲的手臂，箍着父亲的腰，像拉磨的驴一样，低头走着。二姐也老了，低着头走着，走得头昏眼涨，晃了晃，摔倒在地上，额头搁岀血来。父亲坐在地上，嘶哑着哭吼着：“你们快来看呀，这个不孝子呀……”
一时间，二姐与父亲像磁场，吸过来很多看热闹的人。
有人问二姐：“你是女儿还是儿媳呀？这么狠心。”
二姐恨恨地赌气说：“女儿，女儿，女儿怎样，女儿想打他就打他。”
父亲见有人来看，像有人为他撑腰，哭得更大声，骂声更狠：“她嫌弃我生病，想把我摔死呀……你滚，我不要你回来。”